在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第二卷“布罗卜丁奈格游记”中，有一个常被读者忽略却意味深长的细节：当格列佛被巨人国的富农发现并当作奇物展览时，富农家中那位9岁的女儿不仅成为格列佛的照料者与保护者，更赋予了他一个属于这个巨人国度的名字——“格里尔德里格”。这个由孩童完成的命名行为，绝非随意为之的文学闲笔，而是斯威夫特精心设计的叙事枢纽，承载着多重文化隐喻与批判意识。 从表面情节看，这位富农女儿的角色设定充满温情色彩。她为仅六英寸高的格列佛缝制衣物、教他语言、保护他免受老鼠伤害，甚至在他疲惫时将其置于自己的玩具摇篮中。这种跨越体型差异的呵护关系，构成了冷酷的展览经济中一抹罕见的人性光亮。然而，斯威夫特并未止步于塑造一个单纯的善良孩童形象。当女孩用巨人国语言为格列佛取名“格里尔德里格”（意为“小矮人”）时，命名这一行为本身便成为权力关系的微型剧场。在巨人国视角下，来自“文明世界”的格列佛被降格为需要重新命名的客体，这恰恰颠倒了欧洲殖民者惯常为“新发现”土地与人民命名的殖民逻辑。 更深层地看，富农女儿的年龄设定具有特殊文学功能。9岁孩童尚未完全内化成人社会的阶级观念与功利思维，她的命名行为因而呈现出某种“前意识形态”的纯粹性。但这种纯粹性又被置于其父亲将格列佛作为牟利工具的残酷现实中，形成尖锐的反讽。当她用稚嫩的声音呼唤“格里尔德里格”时，这个名字既是对格列佛微型体态的客观描述，也无意中揭示了所有命名行为中隐含的权力凝视——即便最温柔的凝视也难免带有定义他者的欲望。 斯威夫特通过这一情节，实际上构建了多重观看的折射镜：巨人国居民观看格列佛如同奇观，格列佛观看巨人国社会如同放大的讽刺画，而读者则通过富农女儿这面“纯真之镜”观看整个权力结构的荒诞性。值得注意的是，女孩的身份是“富农”之女，这一阶级定位使她既不同于贵族阶层的傲慢，也区别于底层农民的麻木，恰好成为观察18世纪英国社会中间阶层价值观的理想窗口。她对格列佛的照料混合着对玩偶般的宠爱与对弱小生命的天然同情，这种矛盾情感恰恰映射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对待异质文化时既好奇又优越的复杂心态。 在文学史脉络中，这个9岁女孩可被视为启蒙时代儿童形象转型的早期案例。不同于此前文学中符号化的“圣洁孩童”，她既有具体的行为逻辑，又承担着叙事功能。她的命名行为不仅推动情节发展，更成为斯威夫特解构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的巧妙工具：当格列佛在后续章节中滔滔不绝地向巨人国国王宣扬英国政体的优越性时，读者或许会想起，这位自诩的文明使者在这个国度最初的身份，不过是一个被小女孩命名并呵护的“格里尔德里格”。这种身份的反差，让格列佛后来的宏大论述始终笼罩在反讽的阴影之下。 因此，富农9岁女儿为格列佛取名这一看似简单的文学事件，实则是斯威夫特叙事策略的精华浓缩。它既维系了游记小说的情节真实感，又激活了儿童视角的批判潜能；既呈现了跨越物种差异的情感联结，又揭示了命名政治中微妙的暴力性。在这个由孩童舌尖诞生的名字里，我们听见了启蒙时代对既有权力结构的轻声质疑，也预见了后世后殖民批评对“他者” representation 问题的持续回响。

富农的9岁女给格列佛取名